北人民支持下和一小撮地主乡绅、城内的资本家们对抗下去。革命委员会乘机在赈灾过程中不断的推动土地改革及建立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从而迫使这些官僚资本家们不得不向自己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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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委员会借助治水和防疫为名发布的命令，在乡村和城市中遇到的抵制并不算大。毕竟大多数群众现在只关心政府如何救灾，而并不怎么关心地主的土地财产去了哪。

　　治理水灾从来都是一个集体组织的行动，越是大型水利就越需要集体的向心力。所以一个王朝能够完成大型治水工程的时候，大多是在王朝的中前期，这个时候地方上的土地还没有集中在少数地主乡绅的手中，大多数农民手中还有几亩薄田，因此对于这种能够惠及到自身的公共工程还是愿意出力的。

　　如果土地集中在一部分地主手中，那么大多数农民就不会愿意为了地主的土地而免费提供劳动了，地主们没有这个财力单独修缮水利工程，想让地主们联合起来却又因为水利工程的不公平性很难一碗水端平，倒是还不如不做更省些麻烦。

　　但是这场大水不仅冲走了地主乡绅在乡里的威望，还让那些想要自救的农民团结到了革命委员会的身边。革命委员会在灾区强行推动土地改革，也向灾民们证明了，只有那些依赖于集体组织的灾民才能在这场大水中获得自救的机会，自然也就赢得了大多数灾民的支持。

　　至于那些天津的资本家们，很快就抛弃了江浙湖汉北地主乡绅这个群体，转而去拥抱了革命委员会。因为和办了一些西洋产业，但依然还是把土地当成了命根子的北洋团体不同，革命委员会对于土地的重视从来都不是以私人财产的角度来衡量的。

　　所以哪怕有着北洋政府支持的周学熙，也无法从英国人手中拿回开平矿务局，反而因为身边那些地主乡绅的出卖，连滦州煤矿都输给了英国人。

　　因为这些地主乡绅经营工业和矿业，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控制市场。所以英国人给了他们一点甜头，这些地主乡绅就背叛了周学熙，不打算和英国人开展什么价格战了。

　　而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土地改革也好，投资创建工厂、矿山也好，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物资的流向和工业品对社会的供应量。再加上作为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给同志们开了一个好头，始终没有在东北置办什么地产，而北洋这边则是由袁世凯自己带头在华北地区侵占大批土地的。

　　于是天津的资本家们几乎都选择了向革命委员会示好，因为革命委员会所主张的土地改革正是北洋政府所无法完成的，却是他们真正希望打破地主对于乡村垄断经济的开始。更何况，革命委员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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